作者: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周礼·考工记》讲如何“治国”(建都城):“匠人治国,方九里,边三门。有九经。”全国九个纬度,画出九个轨迹。左边是祖先,右边是社会,面向未来市场,面向市场。 现在,很多谈论中国古代城市历史的人都引用这段话,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样子。 这种观点深入人心,纠正起来似乎并不容易。

吴良镛先生早就说过,这只是中国古代的一座“理想之城”。 也就是说,《考工记》所讲的东西都是在纸上说出来、画出来的,并不是建在地上的。 考古学家对中国古代几乎所有著名的都城都进行了发掘和研究。 严格来说,这些首都并不是《考工记》所说的那样。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籍记载的不仅是事实,还有思想。 如果我们不区分两者,我们就会将纸上的内容误认为是实际的内容。

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都包含两个世界,理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或者说应该的世界和本来的世界。

世界既是物质的,也是意识形态的。 在地理的叙述中,有两个世界。 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都包含两个世界,理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或者说应该的世界和本来的世界。

对现实世界的具体地理描述从来不缺乏,而且在任何国家的思想史上都是丰富的。 在所谓地理学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理想世界观上。 人们所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找到更高层次的“一致性”,它定义和解释了世界的本质。 正是由于这种执着的追求,人们在地理学思维中建立了各种一致性原则来解释和论证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即所谓“世界应有的样子”。

中国王朝的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王朝地理概念。 他们将特定的王朝领地构建为一个正当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核心世界,并作为一种理念,升华为信仰和信仰。 “国破山河”、“而忧非九州共担”,正是这种信念,成为了王朝又一个不可动摇的根基。 历史证明,一切不可逆转的事情都必须有坚定的理念支撑。

中国的王朝地理学包含了思想世界,但这个思想世界并不像希腊数学世界那么崇高,而是从经验层面到概念层面的飞跃。 “九州”的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同一个概念的“九洲”,可以分为两个世界的代表。 一种是在现实世界,也就是《愚公》的叙事,一种是在理想世界,比如《吕氏春秋:游世览》的叙事。

“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 描述“九州”的先秦文献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制方》、《吕氏春秋·游士览》以及出版的出土楚竹书《容成氏》最近几年。 关于“九州”来历的描述,《禹贡》和《戎成氏》认为,起源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的立场。 儒家不讲自然世界的创造,而强调人文世界的开拓。 人间是古代英雄圣贤放火灭灾的结果。 人间的“九州”地域体系是大禹救灾后根据山川界限建立的。 布置。 《游石览》的理​​论立场是道家自然主义,也有阴阳学说的含义。 《游世览》的叙述中并没有大禹,而“九州”则是在宣讲“天地和合”大经时出现的。 地上的“九州”对应天上的“九田”。 它不是圣贤之作,而是具有“自然创造”的本质。 此时的九夜和九州,就属于理想的世界观。

“洲”字形,取自贺州的实际面貌。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九州”的概念得以确立。 “九州”逐渐在社会思想中扎根,最终成为具有永恒价值的秩序。 中国古代的理想世界包括道德宇宙、世界王朝、五行世界等几大方面。 其中,世界王朝观的现实意义最强,但也具有深刻的观念价值。 九州的概念也是双重的,它是现实的,也是概念的。 这是王朝世界观的基本概念之一。

我所看到的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都是描述现实世界知识的积累过程。 然而,许多作品常常省略理想世界观的内容,认为它没有什么价值,或者称之为荒谬。 这是受现代科学地理学观的影响。 在科学历史观的影响下,除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思想外,其他思想都不值得讨论。 正是因为这个想法,王勇一度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地理。

地理学不断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解释了从古至今的各种“惊喜”。 然而人们却发现,“惊喜”是永恒的,人类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 这些都是地理学应该永远努力的目标。 存在的理由

20世纪30年代,王勇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中国地理史》一书。 这是现代学者第一次就这个话题撰写文章。 不过,对于这个话题下的写作,王勇却颇为困惑。 他认为“明清以前,除了地图、地形之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可讲”。 不过,“这是题目的限制,没办法啊!不然的话,我宁愿把书的最后一章删掉,尽可能的扩展前三章,把书名改成”王勇说得很明白,他勉强用了《中国地理史》这个书名。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地理知识,有的也很精彩,但大多是零碎的。 王勇并非不知道这些残片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残片学说,也有一些是符合现代地理学的。比如朱熹有类似地质学的学说,沈括也有类似地质学的学说。”知道指南针有磁差,这可能是一两个天才的洞察力,也可能是通过反复试验偶然推测得到的,但还不足以成为一门系统科学。” 在这里,王勇强调“系统科学”。 王勇的观点是正确的。 知识的碎片化状态和系统化状态的意义和价值是截然不同的。 只有系统化才能建立一个“一致”的世界,这就是“系统的科学”。

然而,中国古代虽然不存在一致的科学世界观,但其他学派的一致世界观却是存在的。 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地理的问题上,王勇过于偏执了。 尽管如此,王勇强调知识或学科的系统性和一致性特征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见解。

地理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经验事实的收集和概念体系的建立。 在收集经验世界的知识时,关键是要实事求是、讲真话。 不需要一致性、连贯性或系统性。 这就是知书的特点。 在描述思想世界时,它必须是一致的、连贯的和系统的。 理想世界并非没有现实的元素,只是现实的元素在理想世界中重新组织起来,就像一个掉落的苹果被放入机械系统中一样。 现实世界并非没有思想的沉浸,但这不是它的目标。 地理的两个世界也可以被视为两种叙事的起点,它们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叠,但方向不同。

哈维说,不同的地理哲学引入了不同的地理世界。 这是思想世界的一个特征。 人们眼前的经验世界就是这样,但地理学中的理想世界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詹姆斯关于地理思想史的书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 注意,这里的英文单词“world”是用复数形式使用的。

一般来说,人们相信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是准确的,这种准确给了他们强烈的自信。 然而,面对现实时,总是渴望进一步解释这个世界。 哈维在他的《地理学的解释》一书中说:对解释的渴望来自于对某些经历的令人惊讶的反应。 这种惊讶源于对特定情况的期望与我们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冲突。 然而,在提出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需要解释的意外和冲突。 这种“问答互动过程最终将产生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世界的解释不仅是为了消除意外,而且是为了人类的目的。

每一种解释似乎都还原到了经验世界,但这种还原只是部分的。 经验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混合的,而被解释的概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 地理学不断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解释了从古至今的各种“惊喜”。 然而人们却发现,“惊喜”是永恒的,人类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 这些都是地理学应该永远努力的目标。 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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